| 本帖最后由 三公大叔 于 2010-7-18 01:58 编辑 正如哲学不是马克思学和孔夫子学一样，理论学术研究也不是研究于丹。于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时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借央视强加给人们的一些关注而已。既然于丹所讲的东东是不周全的，那么就是没有研究价值的。那么正确的态度就是把于丹放到一边晾凉。 学术研讨始终都要把握的是澄清理论问题。澄清这些理论问题的理论研究，在理论命题的标示上就不应当出现偏差。 命题错误是学术研究中极为常见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有深刻见解的学者们才指出——提出正确的命题，比澄清一些问题更重要。 能够提出正确的理论命题，意味思想方法发生了重大突破。比如科学思想方法对宗教思想方法的突破。对于宗教信徒而言，能够提出一个科学命题来，是了不起的。对于物质科学思想方法而言，能够提出一个人学、社会学命题也是了不起的。而对于文化理论学者而言，不能提出一个文化理论命题来，就不是一个名实相符的理论学者。 于丹对理论问题的认识，不论其正确与否。都只是涉及了理论问题而已，但于丹现象问题却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我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很要点性的问题。我们搞文化理论研究的思想方法到底怎样应用才是正确无误的呢？ 我们的思考，什么都可以想。想“过去”时涉及的是“历史”，想“现在”涉及的是“现实”，想“未来”涉及的是依据发生原理所作的推导。思考标靶不同所成就的理论样式不同。 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华语文化知识体系的一个命名统称。这个统称是依据军事暴力划定的界域来表述的。那么这个“国学”就绝不是于丹学、孔夫子学或马克思学。“儒学”也可能被有些人视为“国学”的另一个统称表述式。这个统称表述式的表述依据是“人需”，依据人类的生存需求来思考所发生的学问叫做“儒学”。后来“儒”被人们的应用有所异化——把“儒”视为“文化学者”的专有名词了。依据这样的异化表述，那么的谓的“儒学”就成了“历史文化学者们整理的知识系统”了。历史文化学者所整理的知识系统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文化学者们整理的知识当做至理来崇信，就一定会在知识的应用上出现与现实无法对接的偏差。 文化学术要达成的境界是精确应用语言，避免使用那些容易发生误读误解的表述形式。而在学术命题的提出上，更不应出现这一偏差。文化学术研究应尊循的理理论文法构建基本法则。提出命题必须准确无误，论述问题必须证据公知公鉴，导出结论必须表述精确无误。我们在论坛中研讨理论学术问题，必须遵循这个理论文法构建法则。观点的终极正确，是对表述形式的精确应用。此外找不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理论研究涉及的是理论问题而不是理论人物问题。任何理论人物都有其有价值的思考，也有不足之处。理论问题是人际交流媒介应用精确性的范畴。在人际交流层面，我们无法找到非语言形式应用层面的正确与否的评价依据、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 我们应当具备把握确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理论智慧——满论坛呈现的只是语言文法构建，我们只是依此来研究和证明一切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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