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听话听音”来介入文化言论中的“剪子、包袱、锤”关系审查和“说法”研究。
“听话听音，交人交心”——有许多文化俗语是大家都公认正确无误的，也有许多“话语”是一定会引发质疑的。这说明了一个道理：“话语”是可以讲得“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而讲得“完全正确”的能力是掌握了“说法”。把握了“总说”的宏观高度，说法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人窝里斗”这个“说法”，就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外国人”之间也有“窝里斗”现象。“窝里斗”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人中的某些人之间常常发生“窝里斗”，也不表明所有的“中国人”，都搞“窝里斗”。
华人文化交流中冲突较多，这说明华人中有很多人还没有熟练掌握“说法”。也正是因为有许多人在传播“中国人窝里斗”这个说法和我三十年来教书办报以及在网络中与网友交流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华人“窝里斗”文化问题的较严重，才认为很有必要把文化言论冲突发生的“剪子、包袱、锤”之间的言论冲突问题及其关系讲清楚。
人类的话语[u]体系[/u]是可以按不同的分类方法分为许多分类[u]系统[/u]的，而分类方法的多种多样，就构成了类别与类别之间的分类关系的复杂化。按科学分类方法可以分类为许多“学科语言系统”；按思想方法的应用来分类可以分类为许多“思考系统”。按照揭示内容可以分类为许多“理论系统”，按照论证方法可以分为不同的“论证方法系统”，按照不同的交流目的可以分类为许多“交流目的系统”，按照语言的应用文法法则可以分为许多“文法应用系统”等等。各类系统都是一个语言应用上的自洽系统，而各个自洽系统之间的语言不可随意通用。比如“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语言不是给大脑“打工”或“务农”的，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农具”是错误的，那么“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的说法就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但人们在应用语言时却很难联想到这么多的问题。因而说，我这篇文章，并不是写给广大网友看的，而是写给在文化学术研究方面的前沿文化学者们看的。
在文化理论研究中，一篇完整的理论文章，是由命题、论证和结论三个系统构成的。而对于理论课题的提出，命题部分涉及的问题可以作为理论问题来研究并写成多篇完整的理论文章，论证部分涉及的问题也可以做为多个理论课题提出来并写成多篇完整的理论文章，结论部分涉及的问题也可以做为命题而写成多篇理论文章。这就构成了由命题、论证、和结论系统构成的复杂的体系结构关系，如果不是花费很多研究精力，理论体系中的系统结构关系和层次是难于研究清楚的。我们可以把命题、论证和结论构成关系这个理论构建的基本结构原理比作“前子、包袱和锤”的构成关系。这样的同比分析可以让我们发现“窝里斗”的深在原因。“剪子、包袱和锤”的构成关系是正循环全赢（否定对方），反循环全输（肯定对方）的螺旋循环关系。这个螺旋循环关系在时序上是不重叠的无限循环关系。依据这个喻说，我们来理解由诸多理论问题所构成的论题、论证和结论组成的一统所有道理的“理论总体体系”，那么就是有很大的学术研究难度的。而这个学问，就是我们当前称谓的“哲学”。
“听话听音、交人交心”是俗语，当然不是文化理论学者们习常应用的学术研究语言系统中的适用语言。“俗语”是经过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公众应用选择而遗留下来的文化理智精华部份。把这一部份语言进行一下系统整理，可以起到惯通文化理智，少犯常识错误的文化理智启蒙作用。“听话听音，交人交心”所说的是，听人说话，要把握住说话时所围绕的核心要点；与人交往时，要把握住情感这个核心要素。这对于文化交流中的理法要点来讲，就是要把握好理论交流的命题范围——不要把话讲到命题范围之外去。而这对于文化学术批评来讲，就是要看理论语言的应用，是不是适配理论命题范围，是不是不洽当地应用了适用于其它命题的语言。
华人在文化交流中矛盾冲突较多的“窝里斗”现象，根由于人们习常应用的是科学“二分思想方法”。科学思想方法的应用，是与“纯正的理论问题”无关的。科学思想方法的应用不审查“理论文章构建”的基本构建法则问题。这一点可以由对“唯物论”的崇拜为学术证据。“唯论物”，就是不审查纯粹的“理论问题”的学术证据。“唯物论”理论文本中把文化交流媒介及其构建法则等称之为“形而上”或“精神”，把语言指示的内容中可以找到实物证据的部分叫做“形而下”或“物质”。对“形而上下”的关系论下所导出的论证结论是“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这是一个很值得华人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理论构建法则上来讲，如果“物质”这个科学范围中的“理论问题”，所提出的研究课题，是不属于“精神”这个范围的，那么就说明这个“物质”不是人类创造的语言，不是表述形式和表述内容相统一的一个“词”。不应用语言来承载交流内容而提出的问题是不成立的。
纯粹的理论问题是应用语言文字来标定提出的命题，当然也包容了怎样思考、怎样交流、怎样写作等问题。纯正的论证内容所论证的是现实生活问题，现实生活当然也涉及人际的交流智慧、交流媒介、交流媒介的构建法则问题。纯粹的理论结论，当然也包容了对历史文化问题、现生活问题、文化理论问题、学术批评问题和社会运行程序策划问题等等多方面的认识结论。
华人的文化理智当前还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在文化交流和理论写作中错误应用语言的现象极为普遍，即使是当前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博导们也常常会发生错语应用理论语言的极为常识的错误。很令人惋惜。
我们在论坛上发言就是在写文章。写文章必须要把所要讨论的问题讲清楚，进而要把握好对问题的分析论证要具有说服力，可以让交流对方找得到现实生活证据，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非常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与他人交流时，只有我们提供的“说法”才是对方能够找到的唯一实在的理论问题证据。这是唯一实在的“语言应用证据”。如果我们对这一点是没有明确的认识的，就说明我们的文化理智是不完备的，还需要加强学习并要慎思谨言。在文化交流中对“说法”的解读和对“说法”的应用，是一个很深的学问。这个学问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就已全面荒疏了的学问。“荒疏”这一点，可以由当前大学里的所谓“哲学”教材，还只是一个“工业‘产’业理论”文本而已，还不是怎样提出理论命题，怎样进行论证，怎样导出理论结论的“说法”教科书。
“剪子、包袱、锤”，是现实社会问题中的一种游戏方法，而在我们的文化交流中确实实在在地是你的上击第一证据——“对游戏的说法”。关于“说法”的研学应用，有很多个法理层次，这个学问就是所谓的哲学。具体解说容后续提供到论坛或日后寻找我可能出版也可能无法出版的理论著作（即时写作，未作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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