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类区别于基它动物的生命特征、社会活动特征和脑活动特征的一统辨析议题。华文古代学者把这个议题一统表述为“人性论”，并在几千年来的文化智慧的融通交流中争议不下。争议不下的议题集中表现为“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议题。
如今我们来审查这一性善性恶议题时，我主张的正确思辨法是敢于怀疑这个议题的提出是有问题的。大凡讨论几千年也没有结论的议题，大都是错误的议题。这是我们敢于怀疑的理由。
人生问题不是个体面临的问题而是人类群体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确认了这个公共问题的前提下，才可能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否则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在强调私理，因而也就不能达成公理共识。
如果人类文明是发生于语言文字的创生的，那么人类共同面临的区别于其它动物面临的生存问题就一定是言论问题。文化言论是人类文明的发生基因，也是人类公共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合作生存智慧以及交流智慧的传续载体。在文化言论的实际应用中，文化言论是引导人们的思考关流和通过认识文化言论智慧的交流功用来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进而使文化智慧健康发育，再进而来提升文明合作情感和理智，达成合作活动公共秩序文明的“天下神器”。而文化言论这个“天下神器”又是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辨析，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以筹划的。那么解决人类社会问题，也就只能依靠言论智慧来把解决问题的办法说清楚了。说不明的事，就一定也做不好。“说不和”的矛盾，也一定就解决不了——连说也说不对，是根本就不可能具备做得对的能力的。
文化言论智慧的健康发育，涉及了许多正确学习、正确辨析、正确交流、正确批评、正确撰文的多层次言论智慧，并不是大学人文本科或研究生、博士后或博导，就一定是文化智慧达成了发育健全的。因而我们往往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文化智慧的提升，是人们一生所面对的问题，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性是在死的当天，文化智慧发育又有了提升，都是人生审美的一大快事！
文化言论体系是无不可谈的情之所注、理之所托、法之所约、策之所筹的文化智慧融通用语文法法理体系，我们每个人的思辨法动，都是在承续了这个法理体系中的文化智慧而逐步达成条理化的，而我们每个人的交流智慧的互相融通，也必须都要遵循这个公共言论文法应用法理体系中的各层次的“法”，比如要懂得字法，词法、交流法、语法、辨析法、证法、说服法、文法、合作法等。不具备精确驽驽语言变通应用法理智慧，那么我们的文化智慧的发育就不能达成在文化人群中的领先地位，就不能成为传续人类公共文化成果的受人尊重、并对人类文明的良性循环发展有较大作为的文化学者。
从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发展趋向的高度上来看，人生问题，是一个怎样做一个传续人类公共文化智慧的文明人的问题。把握了这个“做有大智慧的人”的做人高度，也就具备了解决诸多小问题的把握能力。如果我们的文化智慧是缺乏宏观高度的，那我们会就会在解决小范围的问题的同时，制造出更大范围的矛盾来。比如自己投机生存过得好了，却伤害了别人的利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好了，却生活腐化让别人看着不顺眼，当了村干部主导自己的村子富起来了却因为办公厂污染了环境等。情感要博爱、理辨求至公、办法要公通普适，筹策要把握全人类公益的准则和主导生命界繁荣的生命大爱法理。为了公益，自己肯吃一点亏，这就具备了父性、母性品格，就是解决人生问题所应把握的最高做人准则。当人类的文化智慧大体都达成完备时，全人类共和就实现了，就永久解除了发生战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文化智慧发育到了这个程度，我们自己在对自身的人格审美上就可以无愧疚地说——我是“地球人”，我已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情理法策思辨障碍，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好了。
我们每一个人，在当前的社会中，是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的。
人生的一切问题都根由于文化智慧的发育这个基因。这个基因是文化基因——当一个文化人群的文化智慧发育还不健全的时候，说明这个文化人群的公共文化智慧积淀还不够丰厚或对公共文化智慧成果整理的学术研究还在被权利和尊严垄断统治把持着，还不许深入研究学术问题。而我们当前的华文学术，就处于权统垄断管治之下。这是前沿文化学者面临的研学成果推广问题，也是文化公众共同面临的识别和推举前沿文化学者，让文化智慧发育健全的前沿文化学者群来为社会秩序文明来约法筹措的问题，这也正是所谓的“体制改革”问题。
人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做人的问题。做一个文明的人，就是做一个承续公共文化成果的文化智慧发育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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